从一无所有,到现身:活在电影中的同志

2018年《誰先愛上他的》獲得多項金馬獎獎項;2017年《日常對話》拿下柏林影展泰迪熊獎【註】…… 在台灣電影文化中,同志片一直有著鮮明的重要性。從解嚴前到廿一世紀,台灣同志電影在歷史的推動下,呈現了相當特殊的面貌。

从一无所有,到现身:活在电影中的同志

西方同志電影中盛行的愛滋議題,以及男同志放蕩不羈的性愛,並非完全沒有出現在台灣電影。但是此二者彷彿是「禁忌」,只可出現在公視劇集,或學生電影;一旦較主流的電影出現狂亂的男同性愛,就會被冠上「負面化同志」的污名;然而純粹為享樂而不以生殖為目的性愛,本來就是同志的重要屬性;卻無法出現在台灣電影,這也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接受度,也僅止於「小清新」,無法面對有血有肉的真實同志。

紀錄片導演陳俊志《沿著海岸線徵友》(2007)靈感來自鯨向海的詩句,這部短片呈現了2000年代台灣男同志間盛行的「轟趴」文化,把男體與性愛表現在詩化的影像;而這段九○年代末興起的同志文化,也在楊雅喆《女朋友.男朋友》中驚鴻一瞥,片中一場「酒池肉林」的同志婚禮派對,喚起了1990年代電音,妖豔的同志生態記憶。或許也是台灣電影中第一場同志婚禮,彌補了《囍宴》過度保守的遺憾(《囍宴》中並沒有同志婚禮,只有假的異性戀婚禮)。

愛滋,一直是醜化同志的重要利器,台灣主流電影除了《漂浪青春》,幾乎沒看過任何同志愛滋角色。如此一種不管歧視不歧視都閉口不談的態度,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愛滋仍然存在著某種恐懼疑慮。新同志導演吳星翔的《紅樓夢》,描寫台北男同的淫慾世界,片中的每個角色好像都有愛滋病;而看起來像是有病的人,其實沒有(反之亦然);根據導演所言,當演員詢問他演的角色是否有愛滋?導演回答:我不知道,你自己決定。這種態度把愛滋放在一種超級「平常心」的位置,也把台灣電影中的愛滋議題,從一無所有,一口氣跳到了極端進步的觀點。

一旦較主流的電影出現狂亂的男同性愛,就會被冠上「負面化同志」的污名。

从一无所有,到现身:活在电影中的同志

台灣的同志電影/同志角色,確實是從一無所有的誕生出來的。從《孽子》到《日常對話》,從沒有同志範本可循,直到今天台灣電影在十年間拿了兩個泰迪熊獎,即使我們的同志影像仍有不足,但是每一個畫面,都是從台灣特殊的歷史與社會現象中,孕育而生的。如今台灣的同志政治正面臨著巨大的轉型,這一切都會為未來的台灣同志電影,提供源源不絕的養分與素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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